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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十位一线记者:那些新闻背后的故事 天津有没有狗咖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拍者

(id:ipaizhe)

本期,拍者君(微信ID:ipaizhe)邀请到《新京报》摄影图片部、深度报道部、社会新闻部、时政新闻部,以及视频报道部十位长期活跃在采访一线的记者,讲述那些新闻背后的故事。

故事目录(按姓名首字母):

陈杰(摄影图片部首席记者):“死磕”长江生态保护

郭超(时政新闻部记者):草原酒店“奇”遇

李婷婷(视频报道部记者):我与爱尔兰前总理的缘分

李相蓉(视频报道部记者):诡异的酒店房间

罗婷(深度报道部记者):太平间的记忆

彭子洋(摄影图片部记者):体验真人版“生化危机”

王煜(社会新闻部记者):灵异事件

吴江(摄影图片部记者):遭遇“静海传销”

尹亚飞(摄影图片部记者):暗访惊魂

游天燚(社会新闻部记者):30万买我一条腿

01

陈杰:“我希望,用我的相机和笔,述说每一条大河独特的美,也把每一条大河无尽的伤痛告诉世人。”

△ 陈杰:“虽然我身体素质极佳,但长期在高海拔行动,也有顶不住的时候,这是今年六月,因长时间在高海拔高强度工作,身体发生状况,在格拉丹东海拔5400多米的高山严寒区域,为继续完成采访,三天吸氧两大瓶。”(摄影/刘旻)

近三年来,我做了六篇关于长江上游生态的报道。而且,每一篇报道都有了相应的反馈,促进了所报道的相关问题的解决。

那么,这条惠及数亿人口的大河,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河流呢?

2015年至2017年,我累积用时4个多月,从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到宜宾,有时与地质学家、生态专家一起,有时和同行刘旻搭档,有时独自一人,进行多次地质灾害和生态考察。

万里长江的第一滴水流淌自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南坡的姜古迪如冰川,她的出生“冰晶玉洁”,提醒着人类创世纪的模样。

但,她从上游干流沱沱河、通天河就开始被掠夺,到了金沙江更是遍体鳞伤,然后从宜宾开始,继续维系和滋润长江中下游数亿人的城市群、大量的产业等,最终与海水融为一体。

长江整个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这里有自然因素,也有我们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

历年积淀的资料足以揭示长江流域的自然灾害,并非天灾,而实属人祸,而人祸之罪,莫过于对当地生态系统特性的无知,加之有巨额资本投入的裹挟,最终造成危机的不断叠加,积重难返。

在我眼里,长江这条河流集全世界许多河川的灾难于一身。

持续记录长江乃至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的生态危机是我给自己记者职业生涯确定的一个重要命题。因为,随着我对这些大河的更深入接触和了解,她的美丽和伤痕,以及依旧仍在扩大的伤口,令我无法旁观。

我希望,用我的相机和笔,述说每一条大河独特的美,也把每一条大河无尽的伤痛告诉世人,祈望有更多的人,来保护我们的生命之源,保护我们的精神高原。

02

郭超:“只要一说我们住在这家宾馆,他们都觉得我们是牛B人。”

△ 郭超。(摄影/王嘉宁)

真的是老得没故事可讲了,那就说说年轻时候干的那些事儿,那才是长本事的记者生涯。

2008年9月,神舟7号要在内蒙古察右中旗红格儿草原着陆回收。我就跟着耿小勇老师一起去采访,这也是我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出差采访。

在人员和信息管理都非常严格的情况下,回收现场是第一突破口,后方的信息则需要无限接近回收部队。

因为有大批保障人员进入这个小地方,旗上的大小宾馆都几乎没有空房。我们打听到回收保障人员的临时驻地在当地唯一的大宾馆,就决定试试也住进去,但宾馆给出的答复是“已经被包下,无房可住。”

我是内蒙古人,领导当时让我这个菜鸟跟着来其实是想到了这层“地主”的关系功能,几经周折,我们联系到了一个在旗里说的算的领导同志,天黑以后愣头青一样摸到人家家里说,我们是新京报的,报道过神6,业务素质过硬,就让我们住在驻地吧。

“不要到前台,不要结队走,直接上顶楼中间那个房,这是钥匙。”第二天,有人跟我们接头了,我们一行四个人就这样和回收保障人员住进了一个宾馆。当时,跟全国各地来的记者们一起吃饭,只要一说我们住在这家宾馆,他们都觉得我们是牛B人。

当天安顿下来后,耿小勇带着摄影王申、司机梁子连夜猫进了回收区域的牧民家。接下来几天,我就在这间硕大的,有着大通铺的房间里向前方传递信息(楼里的信息板经常会写第二天的主要任务)。

神舟7号回收,我们草原小分队依然是第一家抵达现场的媒体。圆满完成采访任务后,我们才知道,这几天收留我们的这间房平时住着酒店康乐中心的员工。

03

李婷婷:“生活总是给你一点小惊喜。”

△ 2014年,乌镇,李婷婷采访伯蒂·艾亨时的合影。

采访这个事儿,靠能力、靠准备,有时也靠缘分。

想起2014年我当记者第一年时,正赶上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报社承办会刊,我也有幸成为前方报道记者。临出发前,主编大人们就给我们列了采访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大咖清单”,其中爱尔兰前总理伯蒂·艾亨、ICANN掌门人法迪·切哈德等国际政要都是让我比较心动的。

到了乌镇后,才发现完全抓瞎了!尤其像我这种刚入行的“小白”记者,将一群“歪果仁”的脸对上号都很难,还要去各个会场、酒店挨个“堵人”,比想象中难得多。

经过几轮高峰论坛的观察、厚脸皮递名片、约专访,论坛上颇受关注的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总裁迪恩·加菲尔德终于同意接受专访,总算让我在会议最后一天约到一个“大咖”。其实这样我已经比较满足了,而生活总是给你一点小惊喜。

就在提前到达酒店等待采访对象时,我远远看到酒店前台有一个神似伯蒂·艾亨的人在Check out,再一看,没错,就是他!心想“哎妈呀,这就是缘分啊”,于是我怯怯走上前,一个劲儿冲着他傻笑(内心在斗争要不要抓住这个时机采访、万一被拒绝怎么办)。

他注意到后也很礼貌地对我笑,于是我一下子就打消了顾虑,上前用英文寒暄几句后,赶紧抛出之前准备的一些问题,一直追到他坐上电瓶车离开乌镇……

完成了世界互联网大会会刊上关于伯蒂·艾亨的首个专访,而且后面迪恩·加菲尔德的专访也没耽误。

整个过程,就像梦一场,现在想起来仍然忍不住想笑。

04

李相蓉:“那晚我真的很害怕,换了房间后,战战兢兢睡了一晚。”

△ 2016年11月,四川凉山,采访悬崖村孩子们的上学路时,李相蓉走在“钢梯路”上。(摄影/陈杰)

入行三年,能够以记录者的身份,去感受他人感受、经历他人经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人生无数个三年中,最让我喜欢、成长和难忘的三年。

遇到的悲伤事情很多,有趣事情不少。小编说,离奇的事情有吗?有一件,耿耿于怀。

应该是2016年的11月吧,天很冷,我和报社首席稿王一起去凉山出差,采访某平台主播诈捐事件当事人。恰好彝族年快到了,赶集的人们与摄影爱好者都聚来县城,我觉得当地最有安全感的政府宾馆满房。

步行一公里,找到另一家口碑不错的酒店,我入住了6层楼最角落的房间。

因为赶车的疲惫,那晚我睡的很早,快凌晨零点时,房间里的窗帘突然传出“沙沙”声音,把我吵醒,睁眼看见窗帘晃动,立刻起身开了灯,很清楚地看到窗帘轻微晃动几秒后,恢复了平静。

空调与窗户都关着,我不解晃动缘由,便将此事告诉了稿王同事,他说来房间帮我看看。就在他进门走向窗帘的瞬间,整栋楼停电了,我的心跳也差点吓停啊!

我们在楼道里静默了五分钟后来电,他再尝试去看看窗帘,又停电了……

那晚我真的很害怕,换了房间后,战战兢兢睡了一晚。

五个月后,山东出差,我遇到了其他媒体的女同行,聊起凉山采访,她告诉我,她在同一家酒店的同一个房间,半夜听到窗帘声响,开了一晚上灯,不敢睡着。

05

罗婷:“那么记者生涯,大概就是一个容器,盛放人世间那些悲苦辛酸的味道吧。”

△ 2017年2月,罗婷在新疆红其拉甫采访。(摄影/王飞)

做记者后,出的第一趟差,就是天津港爆炸。

当晚到了现场,我被分配到医院,一个人守在泰达医院的停尸间,不停有年轻消防员的遗体送过来。

大学时,我读过很多遍《灾后北川残酷一面》,文中说,尸体的气味,是一种甜、臭和焦糊的味道。我一直好奇,那究竟是什么味道?

那一天我闻到了。血的腥甜、尸体的糊味儿,那个味道猛灌进来,呛着人。

奇怪的是,之后这两年,只要我一踏进滨海新区,就能莫名地闻到那股味道。太平间的记忆,又回来了。

一本书上说,嗅觉,是人类所有记忆中最长久的一个。那么记者生涯,大概就是一个容器,盛放人世间那些悲苦辛酸的味道吧。

如一句医生的墓志铭所言: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06

彭子洋:“这次可不是游戏,不能重玩呀!”

△ 2015年8月,天津大爆炸核心区域,彭子洋第二次返回爆炸现场。(摄影/尹亚飞)

2015年8月13日凌晨,作为突发记者的我,在夜幕的掩护下,溜进了天津港的爆炸现场。

当时黑烟已经遮天蔽“月”,根本看不清方向,我摸黑向着烟飘来的方向移动。过了两条封锁线后,港区里就已经鲜有人烟了。

那时并不知自己离核心新闻现场有多远,甚至不知道港区内发生了大的爆炸。唯一清晰的感觉,就是越往里面走身边的人越少,也越安静。

穿越了一片树林之后,就来到了后来被称为“汽车坟场”的附近。那时,你能听到风在耳边吹着口哨;没爆炸的汽车发出“滴滴滴”的警报;所有的树木向着一个方向倒下;走过身边的汽车残骸,还能感受到它们的温度;动物的尸骸有时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一股股浓烟冲着防毒面具就来了。

“生化危机这游戏做太真实了!”当时我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居然是这个。紧接着冒出了第二个想法:“这次可不是游戏,不能重玩呀!”

07

王煜:“刚刚被我打开的一层大门,无端合上了。”

△ 2016年7月23日,于邢台七里河中央。(摄影/王嘉宁)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答,大概是一群记者互相交流采访过程中遇到的“灵异事件”。我说一说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

去年夏天,我去河北南部一个县调查一起刑事案件,当天傍晚时分,辗转摸到案件当事人(已自杀)家中。不知怎么的,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旋即大雨倾盆。

冒着雨,往当事人家门口靠,这是一栋二层小楼,大门紧闭。但是拧开院外铁门,探身入内,挨个房间搜寻,无人,于是上二层,也无人。

下楼时一个闪电划破长空,走到院子里,突然浑身一激灵:刚刚被我打开的一层大门,无端合上了。

吊诡的是,四下寻找,并无人影,也无风。

08

吴江:“王哥靠山吃山,在静海这一片儿专攻“捞人”,据说从未失手。”

△ 2017年8月10日,九寨沟地震灾区,吴江穿越滑坡区。(摄影/江宏景)

2015年7月31日,我跟随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张嵩去天津静海“捞人”。张嵩要捞的人是他深陷传销窝点,失去人身自由的广西籍同学李楠。

上午9点多,在和李楠的其余几位热心同学汇合后,我们在静海街头见到了“私家侦探”王哥。

“私家侦探”这个职业在中国处于灰色地带,游走在法律边缘办事取利。王哥靠山吃山,在静海这一片儿专攻“捞人”,据说从未失手。

戴着眼镜的王哥,给人的感觉并不斯文。接近于光头的短发,没有被跨栏背心遮住的臂膀,肌肉结实。虽然个头不高,但一看就是那种你不敢轻易招惹的老江湖。

静海老城区是王哥的地盘,他老练地“检索”着周围的一切。指着偶尔出现的年轻人告诉我们,哪些是做传销的,是新手还是老炮儿。

根据之前李楠传给同学的消息,王哥锁定了一个锁着门的小院。一番侦查,确定院里没人,王哥撑着墙角就翻了进去。正在我思考这是不是属于私闯民宅的时候,王哥已经从里面打开了院门。好吧,跟着民警叔叔效率绝对没这么高。王哥告诉我们,最近查的紧,传销人员白天一般都不在窝点里呆着。

而接下来摸排的一个小院是有人的。在王哥连哄带骗叫开院门之后,我们一拥而入冲着最大的一间房子而去。在房门打开的刹那,我下意识举起相机,35毫米的定焦镜头被十几个人塞了个满满当当。不得已赶紧后退了一步,才按下了快门。

虽然王哥雷厉风行,但是直到黄昏,依然没有找到李楠。就在都以为王哥江郎才尽的时候,有两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经过我们驻足的路口。没有任何征兆,他瞬间起身向两个年轻人追去,一转眼不见了踪影,留下一帮人面面相觑。

一刻钟后,王哥返回,告诉我们刚才两个年轻人就是和李楠一个窝点的。他已经和对方谈妥,同意交出李楠。

整个事件就这样传奇般的解决了,虽然我们都有一脑袋问号,不清楚王哥使用了什么高招。

09

尹亚飞:“干暗访已经整整六年了,算一下,把自己吓了一跳。”

△ 2015年8月,尹亚飞在天津大爆炸核心区域。

干暗访已经整整六年了,算一下,把自己吓了一跳。哪一刻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惊悚?必定是它——藏獒。

那是2014年8月中旬,我和文字记者刘保奇一起做关于火碱泡制“美白猪蹄”的暗访调查。其中一个无证加工窝点在一个城乡结合部的独立民居院落里,大门紧闭、院墙高立。环顾四周,要想观察到屋内的猪蹄加工情况,扒后墙墙头是最好的选择。

后墙外有一片一人多高的芦苇荡,其实就是个臭水坑,村里的一个澡堂子和附近几户人家的生活污水,以及若干个旱厕的污垢直通那里。芦苇荡和窝点后墙间约有一米的距离,长满了过膝高的杂草,中间是一个仅能并排放下两个脚面宽的小土道儿。

在后墙南端没被发现后,我们准备转移至更利于观察、隐蔽的后墙北端。走到中段时,看到有一块“随意”斜靠墙体的三合板,残缺破旧地“烂”在那里。它那么惨、那么不起眼,连一秒钟都没占据我的大脑,当时还想着搭人梯的时候,是我在上还是奇奇在上?

可就在距离目标位置只有三四米的时候,一头成年的、黑色的大藏獒从那块半残的三合板下冲了出来!

它没有叫,只是猛然钻出来,连惯地做出了一个前蹄离地的飞扑动作,整个过程顶多一秒。由于力道太猛,竟然撑断了拴它的铁链。

我俩根本来不及发出声响,就这么齐齐地转身、迈腿、跑……只跑了一步,就一步!凭直觉判断根本跑不掉!我俩不约而同地往右纵身跳进芦苇荡。

好在芦苇荡的黑水不深,仅到大腿的位置。在后退的过程中,发现“大魔王”没有跟着跳下来,它身体团缩,做蓄势待“扑”状,充满愤怒的眼睛盯着我,随着脑袋左右移动,似乎在找角度。那一刻,我就是猎物。

大概退到距离“大魔王”二十米远时,在芦苇荡里发现了一个突出的土包,墓堆般大小高低。我俩迅速爬到上面,四周无人,莫名的愤怒涌上心头,就扯开嗓子大喊:“这TM谁家的藏獒……!!!”

不一会儿,来了俩中年妇女。一位是狗主人(窝点的人),一位是相邻澡堂子的女老板。她们也吓了一跳,“你俩跑这儿干啥”?

“找朋友……撒个尿先。哪儿想到你们弄这藏在野地里!!!”

10

游天燚:“从那天开始,我一个星期没出过门,因为我担心没有了下一个30万。”

△ 2016年11月,河北涞水县某山头上,为了看到某开发商违规建别墅的炸山现场,在零下的气温里顶着寒风等待4个小时。(摄影/尹亚飞)

作为一个新闻民工,值得回忆的事情应该不在少数。想着想着,会想到2015年九月初那几天。

那是一个一周七天没有出过门,出去还得专门挑时间的“暗黑”九月。

那年八月底,我在南昌一家食品企业“打小工”。名为打工,实为卧底调查。每天从下午5点工作到凌晨3点左右,连续4天,为公司的零售门店称量那些让很多人吃起来麻辣鲜香的卤制熟食。

直到第5天,我被公司的人没收了手机,锁在办公室,“因为我发现了他们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是我第一次卧底调查被发现。

事后才发现,厂区里处处设有监控摄像头。我应该是第5天前往卤制间和仓库的时候被发现的。

在拍摄完相关的违法证据后,厂里的工作人员突然出现在身后,把我从仓库里面揪了出来,并带到办公室。公司的一名负责人要我交出手机,看他着急红脸,口中还说要“弄死我”的样子,我没有说一句话。

当时也没法说话,我把手机放在裤兜里紧紧地攥在手里,凭着记忆,拨通之前设定好的救援电话。(同事的电话,在卧底之前商量好的,只要我打电话就代表我出事了。)

知道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对我的人生安全造成直接性的危害,吵着让他们报警。我将信息传递出去后,乖乖地把手机交给他们。反正素材已上传,给他们也无所谓。

在被公司的人限制人身自由一个小时左右,又去了派出所,之后回到家中。

报道还是出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卧底失败的报道,但也是成功的报道,至少看到他们面对违法事实的时候,那一副狰狞紧张的面孔。

报道发出的当天夜里11点,我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一个威胁电话,“30万买我一条腿”。

从那天开始,我一个星期没出过门,因为我担心没有了下一个30万。

- The End -

编辑: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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