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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和第一架电影摄影机,“国产相机之父”郑崇兰是他 中国设计的第一部摄像机

在宁波“3R老相机展馆”里珍藏着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第一台“仙乐(SELO)”牌相机,又称“维纳氏—仙乐”。这是中国第一台批量生产的照相机,由上海“维纳氏电影器材厂”在1947年制造。而它的设计者,就是鄞州区东钱湖镇殷家湾村的郑崇兰先生,他也因此被誉为“国产相机之父”。

郑崇兰,出生于1893年5月,鄞州区东钱湖镇(原莫枝镇)殷家湾村人,我国早期电影摄影师,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和第一架电影摄影机的设计制造者。

郑崇兰少年离开殷家湾老家,到上海拜师学艺。成年后,在父亲的资助下,在上海提篮桥开了一家“汇山照相馆”,走上了摄影道路。后经朋友介绍,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担任摄影师,成为我国第一代电影摄影师。

郑崇兰不但在摄影技术方面刻苦钻研,还在工余时间,对进口摄影器材进行拆解研究。1933年初,他创办了“上海仪昌机器厂”,设计制造照相器材。1935年,“上海仪昌机器厂”更名为“维纳氏照相仪器厂”。他参照德国生产的赛托(certo)方箱相机结构原理,自己动手设计研究,成功制造出中国第一台照相机——“仙乐(SELO)”牌相机。

1947年,在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的大力支持下,郑崇兰把“维纳氏照相仪器厂”扩建成“维纳氏电影器材厂”,与吴蔚云、朱今明等人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架35毫米电动有声电影摄影机,为我国摄影器材工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郑崇兰先生。

从东钱湖畔到黄浦江畔

鄞州区东钱湖镇(原莫枝镇)殷家湾村三面朝湖,背靠平满山,是一个环山临湖的半岛,村民倚山面水而居。因特定的地理环境,旧时,不少村民以打鱼为生,有的在外海作业,有的在湖内捕捞,而郑崇兰先生的父亲郑宜亭在15岁时离开家乡,在其族叔的介绍下,在上海宝丰钱庄当学徒。两年后,供职于上海鸿文书局。1891年春,入镇海戴生昌轮局工作;1902年秋,调入该轮局杭州分局任经理,举家迁到杭州居住。1908年辞职,与徐望卿、楼映斋、朱晓南等联合入股创办“钱江商轮公司”,并公推郑宜亭出任总经理。由于办事公道、热心公益、助人为乐,郑宜亭被推荐为宁波旅杭同乡会副会长。接着,郑宜亭又入股创办了“上海荧昌火柴公司”。

郑崇兰是郑宜亭先生的长子,虽然家庭经济富足,然而,他从不溺爱孩子,敢于放手,让孩子学会自立、自信、自强。虽然已举家迁居杭州,但郑崇兰从懂事起一直寄居在殷家湾族叔家。所以郑崇兰幼年时,在殷家湾提益小学读了两年私塾。郑宜亭打破子承父业的传统,写信给郑崇兰,让他离开老家,去上海自谋职业,如果遇到特殊困难,可以到上海荧昌火柴公司找邵尔康经理。14岁的郑崇兰接信后,含泪离别殷家湾老家,只身一人乘船来到上海黄浦江畔。从此,开启了谋生之路。

从洋行职员到电影摄影师

这是郑崇兰第一次来到上海,当他踏上黄浦江畔的外滩时,对一切都感到陌生与好奇。与安静的殷家湾相比,这里人声鼎沸、车来人往,黄浦江上的轮船汽笛声阵阵,一片热闹而繁华的景象。两天后,他根据上海《晨报》上刊登的招工启事,壮着胆子,找到了宁波路兴仁里的一家钱庄,经过面试,经理同意他在钱庄里做学徒,使他终于有了一个落脚之处。进入钱庄以后,他每天早上第一个上班,把钱庄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两年后,由于薪水问题,他毅然辞职到一家商场做店员,又到火柴煤油所做推销员。接着,他到一家洋行做栈务员,由于工作需要,进入上海英语业余补习夜校学习英语,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不但能用英语与外国人进行沟通交流,而且还能阅读外文书籍,翻译有关科技资料。

郑崇兰在洋行工作时,结识了一位德国商人,此人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郑崇兰拜他为师,虚心向他学习摄影技术,并通过他购买了一台德国制造的“雷汀那”照相机,常常利用休息时间,带着相机到黄浦江畔、郊外进行拍摄,请他指点清洗出来的照片。在这位德国商人的指导下,郑崇兰的摄影水平快速提高。不久,他辞去了洋行的工作,在父亲的资助下,在上海提篮桥开了一家“汇山照相馆”,走上了摄影的道路。

由于他的拍摄技艺精湛,照片形象逼真,生意十分兴隆。当时,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明星们,也常常请他拍摄剧照。因此,他结识了许多影视界人士。后经朋友介绍,郑崇兰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担任摄影师,凭借娴熟的摄影技术,拍摄了《女律师》《白蛇传》等影片,成为我国第一代电影摄影师。在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工作期间,郑崇兰对摄影技术不仅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而且毫无保留地帮教同事吴蔚云提高摄影技术,使他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电影摄影师。

中国第一台照相机——“仙乐(SELO)”牌相机

中国第一台照相机诞生

1929年秋,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工人参与罢工斗争,郑崇兰因同情工人、为他们提供集会场所,与老板发生争执而愤然辞职,转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执拍。以后一度离开电影界,重操旧业,在上海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开了一家“雪鸣照相馆”,他还研究出在绸布上印照片和在瓷盆上烧制照片的技术,因拍摄艺术照颇具特色而闻名于上海滩。

郑崇兰不但在摄影技术方面刻苦钻研,还在工余时间,对进口摄影器材进行拆解研究。当时,在国内使用的照相机和摄影器材都需要从国外进口。郑崇兰对购买的每一台进口相机和摄影器材进行了拆解,仔细研究相机构造的原理和特点。经过多次拆解研究,他发现这些进口相机和器材其实很简单,自己也可以做。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对照相机的兴趣,郑崇兰决定开办一家专业生产摄影器材和照相机的工厂。1933年初,他在白克路(今凤阳路)创办了“上海仪昌机器厂”,设计制造照相器材和照相机。1935年,厂址搬到赫德路(今常德路),郑崇兰将“上海仪昌机器厂”更名为“维纳氏照相仪器厂”。他全心研制开发照相灯具、印相机、放大机、照相切纸刀以及方镜箱(即方形照相机,最简单的构造,供初学者使用),这种称为“Venus Box”的方镜箱,是中国最早的国产相机之一。

1937年2月,郑崇兰参照德国生产的赛托(certo)方箱相机结构原理,自己动手设计拆解研究。在没有国外专业技术指导的情况下,郑崇兰逐步摸索,装了拆、拆了装,因制造生产成本高、开发时间长、各项亏损大,他只得用照相馆的盈利来维持工厂的正常运转。经过近两年对该照相机外形、结构、功能设计上的完善,终于成功制造出中国第一台照相机——“仙乐(SELO)”牌相机,创造了中国照相机之最。正准备开始批量生产时,1937年,由于“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郑崇兰经营的“雪鸣照相馆”毁于日军炮火,“维纳氏照相仪器厂”也停工了,照相机制造被迫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因战乱局势和资金困难,“维纳氏照相仪器厂”直到1947年才得以恢复生产。

《一江春水向东流》宣传海报。

设计制造第一架电影摄影机

1945年前,我国电影制片公司所使用的拍摄器材设备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购买进口摄影机,价格十分昂贵。上海著名的昆仑电影公司也没有摄影机,在拍摄电影时,只能向别的公司租赁。时任上海昆仑电影公司摄影师兼技术部主任的吴蔚云,提出了自己制造摄影机的想法,得到郑崇兰的赞同。他认为外国人能制造的,中国人也肯定能制造,“仙乐(SELO)”牌相机不是制造成功了吗?在上海昆仑电影公司的大力支持下,郑崇兰将停工中的“维纳氏照相仪器厂”扩建成“维纳氏电影器材厂”,开始着手制造电影摄影机。

在制造过程中,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先由吴蔚云从上海“中电公司”临时借来一架当时颇为先进的“米契尔-NC型摄影机”作为样机进行拆卸,并在3天内绘出草图,赶制木模。接着,翻制铸件,进行车铣切削等加工。郑崇兰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制造工作中,摄影机作为精密仪器,对各个零配件的要求十分严格,他亲自把关,一丝不苟。不少要求高精度的零部件,在制造工具落后的情况下,完全靠技工极其细心地用手工磨制出来,对运转中易损的零件,则选用特种钢材淬火加工。由于对质量的高度重视,到整机装配时,除了因一个数据产生误差,使“抓片爪”长出5毫米需要返工外,其余部分都一次装配成功。经过10个月的精心制造,终于在1947年3月,成功地制造出我国第一架35毫米电动有声“维纳氏”电影摄影机。

接着,上海昆仑电影公司首次用国产摄影机拍摄了一部以抗战前后为背景,足以笑傲世界影坛的著名故事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打破了中国摄影器材长期被国外垄断和依赖进口的历史,在战火中挺起了民族脊梁,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创造了中国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之最,为我国摄影器材工业的建立奠定了信念上的基础。“维纳氏电影器材厂”先后制造生产了12台电影摄影机,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当时上海《新闻报》特地刊登了“维纳氏电影器材厂”成功制造出我国第一架电影摄影机的消息,轰动了上海滩。

1948年夏,美国好莱坞华商著名摄影师黄宗霑来上海时,看到可与美国制造的“米契尔”摄影机相媲美的中国“维纳氏”摄影机,竟由一个弄堂小工厂、十几个工人用普通机器制造而成时,大为惊讶,不禁跷起大拇指,连称“中国人了不起!”此后,黄宗霑与郑崇兰成为好友,他经常从美国寄来有关摄影器材的科技资料,给予支持与帮助。

上海天一影片公司。

出任上海电影机械厂副厂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953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郑崇兰积极参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动做好公私合营工作,让“维纳氏电影器材厂”顺利并入上海电影机械厂,他被任命为副厂长,主管技术工作。在他的主持,通过技术人员和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上海牌1101型中型摄影机和1201型大型同步摄影机、大型自动洗片机等先后试制成功。然后又试制出全景摄影机、特技高速摄影机、钠光摄影机等高新技术产品。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的电影机械设计制造能力已接近国际水平。

郑崇兰先生是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1960年出席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代表大会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2年,上海成立电影机械设计研究所,他被聘为技术顾问,在电影印染法机械方面做了一定的探讨和研究,译有《影片彩色印染法》等著作。

1974年5月21日,郑崇兰先生在上海病逝,终年81岁。

来源 | 鄞响客户端

作者 | 严伟祥

编辑 | 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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